近期發生了難得能使我臉書河道喧嘩的事件，在資訊和報告海的轟炸下，我疲倦地吸收不了任何評論，連黃丞儀那篇被下架的文章也懶得點開，只能粗糙地二分「這是支持，這是反對」，無法在腦中形成什麼清晰的想法。
前天有幸地與某位朋友談到這件事，他以清楚完整的論述發表他的看法，並對助教反對綠社盟以內亂外患罪控告馬總統的說法保留遲疑的態度。回家的路上，我回想剛剛的討論，想起臉書上大量的轉貼，想起這位同學在述說時略微急促的語氣，他的表情十分認真、眼神銳利；對比這幾天我那毫無波瀾的內心，我突然被染上一種無以名狀的情緒。
我想我是缺乏「憤怒」的，我無法投注極大的心力在了解議題上，堅決地捍衛我所信仰的價值、我所愛的人（但現在我就連自己信仰什麼、愛什麼都不知道）。
我試著回憶：上次被某件事氣到發抖、瘋狂地挖掘資料是什麼時候了？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碰觸的議題是華隆罷工，也記得當我得知張藥房被拆掉時久久閉合不上的嘴巴；我記得在318時我忽略指考的逼近熬夜盯著直播、翻找資料，也記得當我看到反課綱微調混亂的情況時焦躁不安的心情，這些時刻我都記得，但我卻已經忘記了當下的情緒──我為何憤怒？我為何肯花那麼多的時間去關注一個我無能為力的事情？我到底在憤怒什麼？在這其中，我常常只是體認到自己的無力和缺乏、思考的遲鈍與信念的飄搖。
我何必花費精力去了解我目前改變不了的事情呢？不如先把自己的能力培養好，那什麼空泛的改變等我有能力再說吧。
但悲哀的事件是不會停止的，它們仍不停地在我眼前上演。我變得好消極，我愈來愈不知道我理解了什麼、我該相信什麼、該捍衛什麼，而消極久了也就變成常態，我的心靈似乎愈來愈麻痺。
然而有時候，當我看到有人在說明議題時那熱切的眼神、為遙不可及的夢想而奮鬥打拚，我總會在一瞬間，好希望自己也擁有那份「勇氣」。這勇氣源自於對自己所信仰價值的堅持，對他人破壞或忽視自己目標的憤怒，是一種激情，是柏拉圖所說的 thumos。
但我真的愈來愈少憤怒了嗎？我沒有激情了嗎？失望或絕望不也是一種最深層的憤怒嗎？
對我來說，讓我最常感到不安、焦躁，甚至傷心的不是我支持的議題輸了，而是看到不同陣營在各自的圈子砲轟對手，那用詞嘲諷、激烈、不留餘地，更糟的是惡意解讀、斷章取義，只為了達到攻奸敵方的目的。他們只想說話，但不願意聽別人說了什麼；他們別過頭不看對方、大聲呼喊，召喚一群跟隨者，但四周喊了什麼，他們卻聽得模糊。
自318開始，我刻意地經營臉書河道，使我常在意見的亂流中搖搖晃晃。在這其中，我的關心從誰輸誰贏，漸漸轉到不同陣營之間有沒有理解或至少試圖理解對方到底在想什麼。
但我看到的，是不同派別之間在每次議題過後那愈來愈深的隔閡。我周旋於各種立場，無能搭起橋梁、混亂得慌張，也因為不停地被不同論點說服，信念漸漸崩毀。
於是我膽小地逃走了。逃進了書堆裡。
「意見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個個不同的表達方式。……更根本（radical）的是：形式決定了內涵；你怎麼表達，你就怎麼決定了你所要說的意思。」──陳真常常，我很難卻也很想理解到底那些意見與我如此不同的人在想什麼？是什麼樣的處境使得他們擁有與我如此不一樣的價值觀？我可以如何與他們對話？我們能在什麼樣的基礎上溝通？我們不一定要同意對方，但能不能至少理解彼此在幹嘛，至少創造出一點點的共識、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走？
比如說，對於大埔事件喊出「拆得好」的父親，他到底在想什麼？他認為在民主社會，依照多數決原則，政府可以藉由公共利益的名義徵收土地。這固然是沒錯的，但為何他會忽略有些權利非經過嚴謹的程序是不能被剝奪的，甚至根本不能被多數人來決定？我想知道：這樣對於民主的不同想像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長出來的？
我曾遏止不了憤怒的情緒，氣急敗壞地大罵，也曾因為他們對死者的冷漠和自以為是在心中暗自詛咒。但後來我發現，改變總歸要靠一點又一點溫和的累積，比如將相關評論放在他身旁的桌上，告訴他「有空就看看吧」，或不厭其煩地重述論點、仔細聽他們說話。
你不一定要同意我的看法，我在意的是，你願不願意理解我在想什麼？為什麼我會生氣？為什麼我會悲傷？如果你理解了，會不會突然發現，原來我們兩個人之間的距離沒有這麼遙遠、圍牆沒有這麼牢不可破？
在318或反課綱微調期間，平常晚上看連續劇的母親，反常地轉向看政論節目。我媽是溫和堅定的深藍，看的自然是符合並能加強她原本認同的電視節目。節目上的名嘴手拿薄弱的證據，用誇張的語氣、不合邏輯的論證，拚命地抹黑對手。每次看到這類節目都會讓我痛苦，這痛苦並非來自接收到不同的意見（在網路上，我常能看到與我立場不同但有道理的意見），而是他們故意傳播錯誤的資訊，只為了獲勝、煽動觀眾的情緒，不問手段只問目的，敗壞了整個社會好好溝通的基礎。
有幾次，我告訴母親「妳別看了吧，他們講的東西很多都是錯的」，但母親仍天天準時收看。我有時受不了，便在她身旁一一跟她說：就我所知，哪些點是錯的；哪些點還有待觀察，不宜太快下定論；哪些東西另一方也沒搞清楚，而且說得也不恰當。
當我這樣說時，母親有時會激動地反駁。有一次，她竟然哽咽了，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一陣子，她才說「我只是不想看到國家這麼混亂，這些事情真的有嚴重到要衝進去嗎」。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連我自己也不確定。
回到房間，我才了解母親會這樣天天盯著電視機，無非是要尋找一種安心感。她的想法其實很單純，就是不希望看到國家變得混亂，她在意的不是哪一方對、哪一方錯，而是這件事能不能趕快落幕，無論要通過或不通過，結束就好。
我們都希望國家是和平的，但從這基礎上長出來的思想竟是那麼地不同。而在母親神傷的那一剎那，我好像終於明白那多年來我無法理解的行為背後的根柢究竟是什麼。
那就好像，當我聽到父母問我「你知道二二八是什麼嗎」，我才恍然大悟：為何他們無法理解每年國家要去紀念這個事件、有人要哭哭啼啼、要某某某負責。對他們來說，從來沒有的記憶，憑什麼談紀念呢？
有時候，他們也不是不理解，而是在「現實」打滾太久，因而世故得讓你刺眼。當一起吃飯時，聊到一個天天加班到十多小時的勞工的悲慘處境，父親說「不要抱怨啦，有薪水就不錯了，不想做就離開啊」，我總會震懾得理智斷線。然而，從小打工的父親何嘗不了解勞工處境的艱難？就是因為太了解了，因而會教你不要抵抗，因為贏不了、不會有好下場。他也知道目前景氣差勁，因而會希望你畢業後考個公務員就好。這樣的言論雖然刺耳，但卻是再正常不過。畢竟，我們不也常常陷進「應然」與「實然」兩者差距甚大的局面，在裡頭痛苦地抉擇嗎？考量到個人抉擇的後果和身上所背負的責任，他們其實是沒錯，但也是錯的。
為什麼我們要常常對自己說「不要成為自己所討厭的大人」呢？那不就是因為我們都很清楚，要變成不這樣「世故」的大人很困難嗎？所以我們才要時時提醒自己，但往往又很悲哀地走回這條路。
這些年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改變了他們什麼，但我知道他們改變了我很多。我體會到強烈的情感通常只會使對方感到被羞辱、否定，進而阻絕任何溝通的可能；體會到人的思想並非鐵板一塊，其中充滿著可以探索和釐清的縫隙和矛盾；體會到與我不同想法的人並沒有這麼邪惡，也離我沒那麼遙遠：他們跟我一樣，會愛會恨，會保護自己所相信的價值，也會陷入思考捷徑的泥淖。
我不必要求他們非得要同意我的看法，在溝通這件事上，重要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即使最後各方的立場都與原本相同，但僅僅是「理解彼此」這件事，就已經是很大的進展了。
人與人之間總有差異，相處是困難的，但如果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共同生活在一起，那便需要對話。對話是為了理解，理解是穩固民主的根基，接下來再慢慢推進。
我們能不能不要太快劃清疆界、不要太快貼上標籤？能不能不要用魔鬼的方法對付魔鬼？我們願不願意傾聽？願不願意讓自己的思想保有一點修改的空間？
當然，我們都知道，溝通除了是一種能力，也是有成本的，而且所費不貲。你怎麼要求一位天天工作到身心俱疲的民眾，晚上還要花時間和腦力了解對方在想什麼？把理解的責任全丟在人民身上，未免苛求而不切實際，也因此我認為，媒體在這部分就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對我來說，媒體是促進社會相互理解的管道，而不是砲轟對手、鞏固陣營的武器。民主社會最不缺的就是「砲擊手」，因此我重視媒體的社會責任、渴望找到良好的溝通媒介、更期許自己正走在「搭橋者」的路上。
我想到有天我跟同學提到我正嘗試製作懶人包時，他遲疑地表示，他覺得「懶人包必定只能偏向某一方，且常常簡化事實」。我大概知道他的批評從何而來，也明白他這句話的預設和未盡之言。但當下我卻有一股衝動，想對他說：「你能不能想像有些人的痛苦來自於看到群體之間無法溝通而起衝突勝過於自己所支持的立場落敗？」
因為憤怒，所以痛苦；因為焦慮，所以失望。因為種種的負面情緒，所以我渴望解決。
我知道我還是有憤怒的，只是隱微不顯而對象不同。這是一種弱點也是一種優勢。
「你的縫隙，『正是光線進入之處』，李歐納．科恩（Leonard Cohen）這樣向我們保證。然後，光線進來的方式，以及你如何回應它，將會是獨一無二的，專屬於你。」──杜可風總地來說，我並不悲觀。網路的興起，代表的是不同群體之間愈來愈大的交流機率；現今衝突的頻繁產生，源於過往一輩子不會相碰的人群突然有了方便接觸的場域，逼得我們必須意識到「異類」的存在和其不容小看的影響力。從好的方面看，這也代表我們愈來愈有可能「對話」，愈來愈有可能「理解」並「改變」彼此的想法。
如果民主是我們至今認可的「最好」政治制度，那「溝通」便成為必然，「搭橋者」便是重要的存在。
我相信「對話」能夠促成改變，能構築出我所嚮往的社會。「搭橋者」是我現在的目標，也（可能）將成為我一生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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